文章来源：《求实》2026年第3期

文章摘要：

随着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持续涌现，公共服务平台化已成为继科层化、市场化之后的新型供给路径，但既有研究不仅尚未厘清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也没有梳理出基于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优化路径。本研究以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改革为例，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法，明晰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构建一个从“平台整合”到“价值共创”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公共服务平台化供给路径如何从静态的职能整合进阶到动态的模块运营，明确这一跃迁的关键单元及协同适配机制。

关键词：公共服务平台化；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组织属性；要素市场化配置；平台整合；价值共创；案例研究法；公共资源交易改革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核心目标是破除要素流动障碍，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从而助力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落地场景，公共资源交易承担着要素流转的重要功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服务平台化/公司化（Corporat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逐渐成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高效运转、助力要素市场化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公共服务平台化是区别于公共服务科层化、市场化的第三种服务模式创新，其兴起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Government-CreatedPlatform Enterprises）在数字公共服务领域的涌现密切相关，被视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落地的核心实践载体，但这一新兴理论范式尚未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

平台在理论界的扩张脉络清晰可循，早期，学界多从管理学视角剖析平台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平台有利于企业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此后，平台也被经济学界广泛应用，经济学家将平台理论的边界从企业扩展到双边市场，认为这一组织形式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来创造价值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手段。在此认知下，公共管理学界开始尝试将平台思维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研究，探讨其破解科层制碎片化难题、整合多元主体资源的潜在价值。但与管理学、经济学对平台理论的深入解构相比，公共管理领域的相关探索仍显滞后且聚焦不足，既有关于公共服务模式的研究重点仍停留在公共服务市场化阶段，大多数学者着眼于将公共企业（Public Corporations）与官僚机构进行对比，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视为公共企业的一个门类，鲜有学者专门对公共服务平台化进行深入研究。与学界研究滞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践领域已实现长足发展。公共资源交易作为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场域，成为公共服务平台化供给的先行场景，自2016年起，重庆、深圳等先行地区陆续组建以公共资源交易集团为代表的政府创制平台企业，这一改革实践正是公共服务平台化供给在要素市场化配置领域的具象化呈现。

 以公共资源交易集团为代表的政府创制平台，虽然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理论与实践演进看，有关资源要素平台化供给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口，核心症结在于学界未能厘清公共管理领域平台与经济学、企业管理领域平台的本质差异，进而未能界定政府创制平台的独特组织属性。经济学界将平台视为双边或多边市场的互动载体，聚焦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与经济系统的重组；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侧重于平台的模块化结构与灵活适配能力，将其视为应对市场变化的组织工具，两者均未脱离效率导向与市场逻辑的范畴。而依据平台组织的国家建构理论，公共管理领域的政府创制平台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工具或市场载体属性，演变为国家治理的新兴组织形态——依托科层又超越科层局限，通过需求识别、控制引导、质量反馈等三大机制，推动对复杂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和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兼具党政引领、公益价值、多元主体等特征，与经济学、管理学聚焦的市场型平台存在本质性分野。 

因学科认知差异而导致的理论缺口，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实践中，我国多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已启动转型，既有研究却仍未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平台认知框架，既未区分其与市场型平台的本质差异，也未将其转型视为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组织形态重构，反而局限于职能划归、性质转换等操作层面的描述，聚焦于对政策执行、成本降低等即时成效的分析。从公共服务平台化视角看，既有研究忽视了政府创制平台脱离传统行政依附、以组织化逻辑重构要素配置的核心特征，未能厘清其如何通过可重构模块、调适性分工来整合多元主体，如何依托技术与组织耦合激活异质要素，更未凸显其在行政化供给与市场化运作之间平衡公益与效率的独特价值。认知偏差最终导致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对其转型的解释力不足，无法为平台突破行政化局限、实现长效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撑。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化改革实践，试图回答以下3个核心问题：其一，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创制平台，明晰其组织属性；其二，明确资源配置型平台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其三，提炼出从平台整合到价值共创的要素配置型公共服务平台化供给的优化路径。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填补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场景的解析空白，完善其理论建构；从实践层面看，能为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操作范式。

解析一个新兴组织发展历程背后的运行路径，亟须了解其内涵。有学者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定义为承担政府某项职能的公司实体，根据政府控制权的高低可以分为政府掌握控制权的弱公司化和政府所有权低的强公司化。但是，这一定义无法帮助学界清晰解读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大量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企业也明确具有政府与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特点。因此，应当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拓展公共服务平台化的理论边界，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平台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组织属性。之前，学界针对平台组织属性的讨论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将对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普适属性进行论述。

此前学界对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研究关注点是平台企业的自主性。早期研究多从“专业性—自主性”逻辑展开，认为政府通过减少对平台企业的直接控制，赋予其管理自主权，成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关键路径。弱化政府的直接干预，能让平台企业更聚焦专业使命，依托类似私营部门的技术专长与创新能力优化服务。还有学者将组织自主性与绩效进一步关联，认为自主性可降低科层制约束，激发平台企业的运营灵活性，进而提升公共服务组织的响应效率。这类研究普遍将自主性视为改善传统科层制低效问题的核心突破点，认为组织自主性与专业性、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一研究视角遭到了学界的批判，一些学者认为单纯强调自主性的效率价值，掩盖了其作为国家应对复杂公共挑战的战略属性，其逻辑难以区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与私营平台企业的本质差异。若提升自主性仅是为了追求专业与效率，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私营企业也可实现类似目标，无法解释为何政府需专门创制平台企业。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限自主的，需要接受主管部门监管。此外，关于公共服务平台化的研究多基于西方情境，不能完全将这一理论套用于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场景。

平台组织的多元性也是既有研究的焦点之一，这一特性的相关内涵源自近年来十分热门的平台型政府理论。早期关于平台组织的研究普遍认为其所具备的多元性与平台化发展相辅相成。平台组织的多元性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主体多元，以统一信息枢纽串联政府、市场、社会与公众，形成多边互动网络；二是功能多元，整合服务供给、要素配置、质量监督等全链条功能，超越单一业务范畴；三是资源多元，汇聚政务数据、市场技术、社会资本等异质资源，通过互补激活价值。但是，既有研究对多元性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体现在私营平台组织和政府平台组织的价值导向上。私营平台企业的多元性以市场逐利为导向，主体联结、功能拓展均围绕商业目标展开；而政府平台企业的多元性应当以公共价值为底色，若仅强调多元性的整合效应，无法解释为何政府需通过制度设计减少多元主体可能出现的目标偏差，避免多元性偏离公益轨道。

技术性是政府创制平台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具体来看，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平台”概念剥离出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平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整合的数字平台来突破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物理边界，以平台化思维引导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变革，破解科层制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政府作为平台核心搭建者与规则制定者，通过搭建多边公共平台联结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推动公共服务从单一供给向协同供给转型，平台的含义从最初的“网站”逐渐演变成一种组织形式。然而，随着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兴起，既有研究未能很好地解释其背后逻辑，原因在于其过度聚焦平台的技术工具属性，将其简化为数字化赋能载体，却相对忽视了技术性与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层关联。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技术应用不是简单的“使用工具来提升效率”，而是国家应对复杂治理挑战的组织创新载体，其通过技术模块化支撑跨部门任务重组、技术留痕实现治理过程可控、技术开放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这些都体现了技术与组织的深度耦合，远超工具或者载体的范畴。若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既无法解释平台为何能成为第三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难以揭示其在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科层制、市场制向平台化转型中的核心价值。 

上述文献对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进行了梳理，从定义和属性两个层面剖析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既明确其基本内涵，又围绕自主性、多元性、技术性三大核心属性的逻辑机理、效应争议展开深入探讨，分别揭示了“有限自主”对科层制约束的突破、“公益导向多元性”对治理网络的整合、“技术—组织耦合”对碎片化困境的破解，为理解这一新兴组织的独特性提供了多维分析视角。既有关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组织属性的研究，并未充分重视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特殊价值与核心需求，也未能聚焦于公共资源交易。这一领域绝非是普通公共服务的延伸，而是关乎国家战略落地、公共利益保障与要素市场化改革成败的核心场域。其直接承载数据要素流通、碳配额交易、公共资源交易等关键任务，既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破解传统科层制行政分配低效与市场自由交易无序难题的关键突破口，其运行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要素的公平分配与高效利用，决定着公共服务平台化转型的深度与实效。

既有研究在公共服务平台化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领域存在显著局限性，核心症结在于未能对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作出系统界定，导致理论建构与实践适配存在双重缺口。其一，现有定义仅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界定为承接政府职能的公司实体，未能揭示其区别于公共企业、PPP模式的独特属性，难以明晰其核心特征与运作逻辑。其二，既有关于政府创制平台属性的研究脱离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殊需求，虽然是围绕自主性、多元性、技术性展开讨论，但孤立分析单一属性的表层价值，并未解析属性组合如何支撑要素市场化配置，也未阐释属性互动如何保障公益与效率的平衡，忽视了公共资源交易等核心场景的实践诉求。其三，组织属性界定缺失导致理论解释力不足，既无法深入解构平台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深层赋能机制，也未能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转型提供支撑，既有研究多停留在操作层面描述与成效分析，难以指导平台突破行政化局限、实现长效发展。

鉴于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战略重要性与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以该领域作为核心场景，探索构建适配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组织属性的分析框架，试图厘清其组织属性的独特表征，同时，系统解析属性间的互动逻辑与适配机制。旨在为平台企业的规范发展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进而为其在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中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重回组织：从“平台整合”到“价值共创”的分析框架

（一）理论建构：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

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是阐释公共服务从分散供给到协同运营、从静态整合到动态价值共创的理论范式，其核心在于以政府创制平台企业作为载体，突破科层制供给的碎片化局限与市场化供给的逐利性困境，形成兼具公益底色与效率优势的第三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本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核心逻辑，提出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四大组织属性。四大组织属性既各自承载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特定功能，又协同支撑该理论在资源配置场景的完整构建，共同构建契合中国治理情境的公共服务平台化实现路径。

1．党政融合协同属性：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中国情境适配核心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公共管理实践，资源要素配置均需遵循特定逻辑以实现权威配置。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并非对西方平台化理论的简单套用，其核心在于深度适配中国治理情境，而党政融合协同属性正是这一理论的具象化体现。与西方平台化理论“市场至上”的导向不同，中国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强调国家治理目标与平台运作的深度绑定，而党政融合体制作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基础性特征，为这一理论诉求提供了制度载体。其内在逻辑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契合公共服务平台化公益性、高效性的双重目标。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化改革的演进历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其政策背景是基于党政融合体制下党的决策部署向行政实践的转化，这一改革方向既划定了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所要求的公益边界，又为平台化供给提供了权威支撑，使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摆脱了西方理论的局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

2．职能整合归集属性：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组织重构基础 

破解科层制供给的碎片化困境是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核心目标之一，而职能整合归集属性正是其“组织重构”逻辑的核心实践载体。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认为，平台化供给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部门分割与资源分散的治理壁垒，构建“协同高效”的供给体系，这与“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而职能整合归集属性则将这一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组织特征。

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落地的基础环节，职能整合归集先通过模块化设计将分散于不同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剥离、重组，形成功能独立又协同联动的子模块；再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数据互通与业务衔接，既保留部门专业优势，又从根源上破解传统公共服务的部门分散困境。其本质是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从分散供给到协同运营”逻辑的具象化，为平台化供给搭建起兼具公共性与专业性的组织基础，使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不再是抽象理念，而是可感知、可操作的组织形态，同时又区别于市场化供给中“分散竞争”逻辑。

3. 多元模块赋能属性：实现价值共创的核心机制 

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关键在于实现从“静态整合”到“动态价值共创”的跃迁，而多元模块赋能属性正是其跃迁的核心支撑机制。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强调，平台化供给并非简单的业务聚合，而是通过要素激活实现价值增值。政府创制平台企业作为其实践载体，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依托科层又超越科层的新型组织形态，其“可重构的模块结构”“调适性的分工形式”与“频密的质量反馈”等三大特征，正是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技术—组织耦合”逻辑的直接体现。 

这一属性以数字化技术为底层基座，契合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数字赋能”的核心主张，通过建立数据共享系统打破传统科层制信息壁垒，推动数据、技术、市场主体、社会资源等要素从静态集聚转向动态流转。在此过程中，调适性分工围绕公共任务重组协作单元，通过频密反馈精准锚定公共需求，应用智能技术提升需求匹配精准度，既达成了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追求的效率目标，又坚守了公益底色，实现了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从整合到增值”的核心目标，同时，吸纳新技术应用、要素范围拓展等实践创新，使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具备动态适配实践的生命力。无论是平台的需求处理流程还是要素运营实践，多元模块赋能始终是解析多元主体如何从分散到协同、从静态到动态、从整合到增值的最重要单元。因此，只有对这一属性进行整体把握，才能完整揭示公共服务平台化推动构建协同共治格局的深层机理，从而有助于理解公共服务平台化从基础整合到价值创造的完整演进逻辑。

4. 跨界拓展生态属性：释放生态价值的关键机制 

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成熟形态是形成“边界跨度大、协同范围广”的公共服务生态，而跨界拓展生态属性正是其“生态延伸”逻辑的实践路径。对于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而言，单一平台的高效运作并非终点，只有突破行政区域与治理领域的边界限制，实现“多网融合共治”，才是平台化供给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既源于平台组织的本质属性，也回应了复杂社会治理的跨界需求。学界对于平台组织的理论构建进一步强调，平台组织的核心是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破解跨界公共治理的困境正是这一协作网络构建的初衷。模块化结构与调适性分工通过跨域辐射能够真正打破行政区域与治理领域的限制，契合平台组织“生态协同”的核心特征。从多边互动逻辑出发，平台化供给应突破用户规模临界值以激发网络效应。模块赋能阶段虽然实现了本地资源要素的动态流转，但只有通过跨域辐射拓展，才能将多边主体、资源与规则纳入更广泛的治理网络，实现从“单一平台治理”到“多网融合共治”的升级。

（二）分析框架

基于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系统建构了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四大核心组织属性：党政融合协同属性、职能整合归集属性、多元模块赋能属性、跨界拓展生态属性，其共同构成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的核心支撑。通过将其进一步提炼、重构，搭建起“政策锚定—职能聚合—模块激活—跨域辐射”的递进式分析框架（见图1）。该框架是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从“组织属性”到“实践路径”的具象转化，呈现出公共服务平台化“方向校准—组织重构—价值共创—生态升维”的核心逻辑，精准回应资源配置型公共服务的平台化转型需求。

四、研究设计

五、平台企业的价值创造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平台企业的多元价值维度解析

对一项改革进行结构化阐释与逻辑梳理，需要提炼其多元价值维度。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圳市案例揭示公共服务平台化改革如何通过构建多元模块的运营与赋能机制，促成平台模块间的深度耦合，进而实现资源要素的价值共创，从而厘清这一改革究竟带来了何种价值。政府创制平台企业需要兼顾公益性和高效性的价值导向，基于此，深圳公共资源交易改革构建起层次递进、逻辑闭环的价值体系，既坚持了公益性价值导向，又提高了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1. 政策锚定维度

政策锚定是深圳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化改革的方向校准机制与制度根基，核心源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党政融合协同属性”。集团始终以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等顶层政策为遵循，既契合“党政融合”的核心要求，将公共服务优化战略转化为改革方向，又对地方交易分散、规则不统一等痛点进行了梳理，实现国家政策与地方实际的精准对接。作为政府创制平台企业，集团承接公共资源交易职能，因地制宜实施创新，通过建立完善的层级化制度体系，明确交易规则、准入标准与监管边界，既坚守平台化价值导向，又允许“有限自主”运营灵活性，破解传统科层制低效困境。

政策锚定的核心价值体现为三重内涵：一是方向校准，解码国家战略明确改革目标与任务，解决“平台为何建、往哪建”的问题，确保平台化改革坚持“公益与效率平衡”，避免出现“逐利化”或“行政化”极端行为；二是制度适配，针对资源配置场景中平台化改革的制度空白，通过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可操作机制，并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为同类转型提供可复制的范式；三是合规保障，通过标准化的交易规则与监管体系，破解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梗阻并防范风险，推动交易法治化、规范化，以制度确定性降低市场主体成本与风险。综上，深圳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实践推动了“党政融合协同属性”的深度落地，既确保改革方向，又构建适配资源配置场景的制度体系，为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引领—制度落地—价值实现”的完整路径借鉴。 

2.职能聚合维度 

职能聚合维度源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职能整合归集属性”，其价值内涵集中体现为要素整合、效率提升、模式转型三个方面。通过三个方面行动协同发力，既能破解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的深层痛点，又能为平台化转型提供关键支撑，从而形成完整价值实现链条。

要素整合价值的核心是打破碎片化治理壁垒、构建多主体协同基础。其价值内涵体现在，集团打破传统科层制业务分散、流程割裂的格局，并基于“先核心后拓展”路径将核心业务及特色要素交易集中进场，构建起“集团统筹+分公司服务+子平台运营”的一体化架构。通过将分散职能剥离重组为功能独立又协同联动的子模块，以标准化接口实现数据互通与业务衔接，既保留各领域专业优势，又彻底消除跨部门、跨区域协作的制度性梗阻，为平台化协同运营搭建坚实的组织框架。

效率提升价值的内涵是以标准化、规范化为抓手，实现公益性和高效性的双重目标。集团通过统一服务规范、再造交易流程、重建组织架构，在坚守公共服务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既能够避免企业多部门跑腿、重复提交材料等问题，实现“一站式”高效办理，又能够降低跨部门监管成本，通过统一平台实现全流程可视化监管，减少监管盲区与协调内耗。这种“整合即提效”的实践，契合平台化多元高效理念，让效率提升植根于合规有序、公益优先的制度基础。

模式转型价值的内涵是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分散化、差异化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型，为后续模块激活与价值创造提供结构性支撑。集团通过“应进必进”交易目录实现动态扩容，持续将更多资源要素纳入统一平台管理，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全覆盖；同时，以标准化规则贯穿交易全流程，推动供给模式从分散差异化升级为集约标准化的平台化供给。这一转型既彰显了平台化“整合增效”的核心逻辑，更让平台成为资源要素聚合的核心载体，为平台化改革从静态整合向动态运营、价值创造跃迁筑牢基础，凸显职能归集对转型的根本性支撑。

3.模块激活维度 

模块激活维度既是深圳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的核心着力点，也是公共服务平台化改革在资源配置场景的具象化实践。其关键抓手是实施“风火轮”数字化转型战略，通过中台化筑基、数字化赋能、生态化升级的三阶递进路径，既坚守公共服务的公益底色，又以平台化逻辑重构要素配置规则，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深度耦合。

 “风火轮”一期的中台化建设，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化的组织与技术底座，为模块激活奠定结构性基础，这也是集团“模块整合归集属性”的进一步深化。中台化的核心是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中枢”，目的是聚集分散的公共服务资源。集团通过“中台化+低代码”体系重构，打破传统科层制下的部门分割与资源壁垒，对分散的交易服务、数据管理、监管支撑等功能模块进行集约化整合，实现前台服务轻量化、后台资源一体化，大幅提升了平台对要素交易需求的响应灵活性与适配能力。从理论视角看，这种整合本质上是推动公共服务从“分散供给”向“平台化统筹”转化，通过标准化接口设计与资源集约配置，既降低了要素流转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跨部门协调成本，回应了公共服务公平普惠的核心诉求，同时，为各类要素的规模化、规范化交易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化支撑。

进入二期数字化阶段，战略价值集中体现为公共服务平台化“多元模块赋能属性”的落地，推动模块激活从“简单聚合”向“数字赋能”跃迁。这一阶段以公共服务平台化逻辑为指引，将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度融合，通过全流程电子化改造、数据共享机制构建，实现模块信息的全感知、全联接与高效匹配，其本质是对“技术—组织耦合”逻辑作出实践回应。技术不再是单纯的效率工具，而是激活平台模块的核心赋能载体。数字化赋能既破解了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信息不对称、响应不及时”的痛点，让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要素交易摆脱地域限制，实现“全域通办”；又通过数据赋能精准适配市场需求与民生诉求，平衡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与要素配置的效率目标，契合平台化公益性和高效性的双重价值导向。数字化让公共服务平台真正“活”了起来，不仅提升了要素交易效率，更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平等享受标准化的公共服务。

三期生态化建设则完成了模块激活的价值升维，核心价值在于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化向“跨界拓展生态属性”进阶，为后续跨域辐射维度奠定基础。生态化建设的意义在于突破平台的服务载体属性，构建起一个能自我进化、跨域联动的资源要素生态，为后续集团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铺平了道路。这一阶段深化了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中“生态协同”的核心逻辑，以开放协作、资源共享为核心，将公共服务平台从单一交易服务延伸至全价值链协同，集聚金融、法律、技术等多元配套服务资源，形成“平台主导、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生态。生态化建设既拓展了平台化服务边界，让资源要素配置不再局限于交易环节，而是获得全链条公共服务支撑；又通过开放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标准化规则与跨区域协同机制，打破地域分割与领域壁垒，使公共服务平台能够突破行政辖区限制，为资源要素跨域流动提供平台化支撑，精准呼应了公共服务平台化跨域辐射的内在要求。

4.跨域辐射维度

跨域辐射维度是公共服务平台化“跨界拓展生态属性”的深度落地，集中展现了深圳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的生态协同价值、示范引领价值与战略适配价值，其核心逻辑是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化的生态协同机理，打破地域分割与领域壁垒，构建全域联动的要素流通生态。集团在深化期的系列行动，进一步提升了这一维度的价值。深圳市的改革始终以区域协同与全国布局为导向，深度契合平台组织“突破科层边界、实现多网融合共治”的核心特征。集团在深化期通过组建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碳普惠协同机制、推动跨区域数字证书互认与规则衔接等行动 将要素跨域流动从传统资源拓展至生态、数据等新型要素领域，既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双碳”等国家区域战略，又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为实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扫清障碍。集团在深化期落地的人工智能辅助评标、政府采购AI智能辅助评审等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跨域交易的效率与精准度，更以技术标准化支撑跨区域交易规则的互认互通，使跨域辐射不再是简单的空间拓展，而是全链条生态体系的深度协同。以全国蓝碳交易联盟为例，其搭建了生态要素跨域流通的全国性平台，碳普惠协同机制实现了区域生态价值的互联互通，而新修订的《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则为跨域交易提供了统一的制度遵循。这些行动共同集聚了多元配套服务资源，形成要素流通的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彰显了公共服务平台化“生态协同、价值共创”的核心逻辑。

从价值创造看，其一，生态协同价值体现为打破单一区域与领域的资源束缚，通过跨层级、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联动，使资源要素配置突破行政边界限制，实现从“单一平台治理”到“多网融合共治”的升级，契合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诉求。其二，示范引领价值表现为集团在深化期将AI技术与跨域治理、新型要素交易深度结合，形成“技术赋能跨域、制度保障流通、生态承载价值”的完整范式。其修订的管理办法、成熟的跨域协同机制与智能监管经验，为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样本，填补了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在跨域要素配置场景的实践空白。其三，战略适配价值凸显为改革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双碳”战略等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对接，通过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推动生态要素实现全国流通，以碳普惠协同机制促进区域要素优化组合，推动了地方改革价值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有机衔接，充分彰显了公共服务平台化作为国家战略落实载体的深层价值。由此使集团成为连接区域与全国、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的核心枢纽，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在跨域场景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推广提供了坚实支撑。 

总体而言，基于公益性与高效性的双重价值导向，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在政策锚定、职能聚合、模块激活、跨域辐射四大维度上创造的多元价值，分别归属于两大价值导向之下，形成了以“方向校准、制度适配、合规保障、生态协同、示范引领、战略适配”为核心的公益性价值集，和以“要素整合、效率提升、模式转型、技术赋能、规则保障、价值衍生”为核心的高效性价值集，清晰呈现了公共服务平台化在坚守公益底色与提升配置效率上的双重价值贡献。

（二）公共服务平台化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公共服务平台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系统性优化，本质上是依托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四大核心组织属性，沿“政策锚定—职能聚合—模块激活—跨域辐射”的递进式逻辑链条逐层展开，通过对要素配置中制度、组织、价值与空间维度核心矛盾的逐层破解，最终实现要素资源从分散低效向全域生态协同与价值共创的系统性转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优化路径如图2所示。

在这一路径的起始端，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党政融合协同属性通过“政策锚定”环节，为要素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方向校准、制度适配与合规保障的核心价值。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的价值根基，党政融合协同属性的核心作用在于将治理逻辑嵌入要素配置的制度场域，通过方向校准明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导向，确保要素流动始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避免要素配置偏离公益与效率兼顾的目标；通过制度适配实现顶层改革设计与地方要素交易场景的精准耦合，将抽象的政策要求转化为可落地的运行规则，填补要素配置中的制度缝隙，破解“政策悬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通过合规保障构建全流程的规则约束体系，为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供稳定的秩序环境，化解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秩序失范风险。这一层级的价值创造，本质上是为要素市场化配置奠定“方向清晰、规则适配、秩序稳定”的制度基础，从根源上破解传统要素配置面临的“行政干预过度”与“市场逐利失范”的双重困境。

在此基础上，模块整合归集属性通过“职能聚合”环节，为要素市场化配置创造了要素整合、效率提升与模式转型的核心价值。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的组织支撑，模块整合归集属性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集约化重构打破科层制下的碎片化壁垒困境，通过要素整合将分散于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纳入到统一平台体系中，打破要素流动的物理边界与行政壁垒，实现要素的平台集聚；通过效率提升依托流程再造与标准化建设，压缩要素流转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跨部门、跨区域协作的梗阻，提升要素配置运转效率；通过模式转型推动要素配置从传统“分散供给”向“平台集约”的跃迁，重构公共资源配置的核心载体。这一层级的价值创造，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搭建起“集约高效、协同联动”的组织载体，破解了传统配置中“载体分散、协同不足、效率低下”的组织困境，为后续要素价值的深度释放奠定了结构基础。

当要素实现集约化集聚后，多元模块赋能属性通过“模块激活”环节，为要素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技术赋能、规则保障与价值衍生的核心价值。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的价值引擎，多元模块赋能属性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技术与规则的双重赋能激发要素内在潜能；通过技术赋能依托数字化打破要素交易的信息壁垒，提升供需匹配的精准度与流转效率，消解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要素配置偏差；通过规则保障构建标准化的交易规则体系，平衡要素配置中的效率与公平，确保价值分配的合理性；通过价值衍生依托平台场景拓展要素应用边界，挖掘跨主体、跨场景的增值潜力，推动要素从“待配置资源”转化为“可增值资产”。这一层级的价值创造，实现了要素配置从物理层面的集聚到多元增值的质性突破，破解了传统要素配置中价值效能不足的困境，让要素的内在价值在市场化流转中得到充分释放。

在路径的最终环节，跨界拓展生态属性通过“跨域辐射”环节，为要素市场化配置创造了生态协同、示范引领与战略适配的核心价值。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化的空间延伸，跨界拓展生态属性的核心作用在于打破要素流动的地域分割与领域壁垒，通过生态协同构建跨主体、跨领域的配置协同网络，实现规则互认、资源互通与主体联动；通过示范引领将地方平台化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范式，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全域推广；通过战略适配将地方实践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双碳”战略等宏观部署深度对接，让要素流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一层级的价值创造，推动要素配置从“局部优化”向“全域协同”升维，破解了传统要素配置中“边界受限、协同不足、战略脱节”的困境，最终达成全域生态协同与价值共创的目标。

整体而言，公共服务平台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优化，正是通过这四大属性依次创造并释放“制度基础—组织载体—价值引擎—空间拓展”的层级化价值，形成完整的价值传导链条。本质上，这种深层变革还暗含着公共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协同共生之道：从表层看，解决了要素配置“效率不高”“流动不畅”的显性问题，从深层看，回应了现代治理中“公共利益与市场活力如何平衡”的核心命题。平台化并非简单的“公益+效率”叠加，而是将公共价值内嵌于市场配置的每一个环节：通过规则设计保障要素配置的公平性，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要素配置的效率性，通过生态搭建拓展公共价值的实现场景，最终形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共生逻辑。这种逻辑超越了传统科层制“重公平轻效率”与市场化方案“重效率轻公平”的二元对立，构建起新型价值平衡范式，为破解长期困扰要素配置的核心矛盾提供了深层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公共服务平台化理论在要素配置场景中的具象化呈现，更构建了数字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型价值逻辑框架，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张力的分析范式，彰显了公共服务平台化在推动要素资源高效公平配置中的核心价值。

本研究立足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践，聚焦公共服务平台化这一新型供给模式，以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改革为例，通过解构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组织属性，构建“平台整合—价值共创”分析框架，系统厘清公共服务平台化驱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进一步深化对资源配置场景的解析。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兼具党政融合协同、职能整合归集、多元模块赋能、跨界拓展生态四大核心组织属性，其突破传统公共企业与私营平台的局限，构成理论落地的核心支撑；同时，提炼出层次递进的多元价值体系，通过政策锚定、职能聚合、模块激活、跨域辐射的递进式路径，逐层释放层级化价值，最终实现要素配置从分散低效到全域生态协同与价值共创的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优化，本质是依托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独特组织属性，将国家治理目标与市场配置效率嵌入要素流通全流程，破解制度失范、组织碎片化等深层困境，实现公共价值与市场效率的协同共生，为深化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中国方案。

尽管本研究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并得到案例验证，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为改革先行城市，深圳拥有政策试点、技术创新等独特优势，其经验的地域适配性与推广性需进一步验证，且研究聚焦宏观层面的组织属性、价值维度与路径构建，对模块间协同联动的微观机制缺乏更细致的解构，同时，深圳交易集团的AI深耕与跨域辐射等创新实践尚处于深化阶段，未来有必要继续进行追踪分析。针对上述不足，未来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深化拓展：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选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改革推进阶段的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组织属性适配的地域差异与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升理论普适性；结合定量研究方法聚焦多元模块的协同规则、技术—组织耦合的具体实现路径及AI应用的边界与风险防控机制，丰富理论的微观层面阐释；同时，关注数据、生态碳汇等新型要素交易的平台化适配问题，并对跨域协同、AI应用等实践进行长期追踪，分析其演化规律与优化方向，为平台化改革的长效推进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